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《红旗》一书的开篇序言中这样写道，“世界上如果有这样一辆车，能够赢得整个民族的骄傲，能够承载整个民族的情感，能够牵动整个民族的关注，那么它只能是红旗”。

　　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，红旗的发展如同新中国近代史的历程非常相近，都是从无到有再到强大，它是唯一能够称自己是“国车”，也是最有情怀的汽车品牌。

　　10月11日，红旗与万达集团宣布双方战略合作正式启动。通过红旗商超体验店，中国一汽与万达集团利用万达旗下商业广场、文旅项目、影城、酒店、体育赛事等资源，为一汽红旗车主提供服务体验，在充电桩、智慧停车、会员生态等方面合作……当然，万达高管们也都把座驾换成了红旗。

　　红旗与万达合作意味着什么？这种跨界捆绑的新业态，是各取所需成为彼此的解药，还是仅仅只是一场造势营销？

  红旗的崛起狂奔之路

　　说到红旗，相信不少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阅兵仪式上的国家指定检阅车，据说在以前，“见毛主席、住钓鱼台和坐红旗车”被誉为是人生三大最高荣誉。在当时能开上红旗的，要么是大富大贵，要么是达官贵人。

　　红旗这个品牌见证了中国汽车厚重而辉煌的历史，然而以前我们在路上看到红旗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大部分人一年中只见过一次，那就是在国庆的阅兵仪式上。

　　红旗具有民族情怀，销量却一直上不去，直到近几年，我们在路上看到的红旗次数才慢慢变多，不管是跟T3出行合作的红旗网约车，还是一些品质销量都不错的消费级汽车，都让红旗这个品牌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。

　　红旗近3年的大跃进式发展，得追溯到2018年1月，时任一汽集团新任董事长的徐留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喊出“红旗要做中国第一、唯一的自主豪华品牌”时，大部分人半信半疑，毕竟红旗这个品牌，要么是正打算复兴，要么就是在打算复兴的路上。

　　徐留平当时的目标是，将新红旗家族的所有新产品，按照L、S、H、Q四大系列分类，到2020年实现销量10万辆。市场也确实给予了红旗不错的反馈，在2019年时，红旗就提前完成了10万辆的销售目标，到2020年时，已经突破20万大关，成为市场中不容小觑的大玩家。

　　2017年至2020年，红旗的销量从4702辆增长到20万辆，创造了三年增长42倍的业界奇迹，而这样的奇迹现在还在延续。

　　今年9月28日，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宣布，新红旗2021年度累计销量即将超越20万辆，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销量水平。作为中国品牌中仅有的豪华车，红旗这三年的发展无疑是成功的。

　　红旗的成绩无疑值得肯定，但我们也不能忽略一个事实：在基数很小的情况下，车企很容易在销量上取得巨大成就。

　　比如2014年4月重返中国市场的林肯，在2016年销量就同比上涨了180%，在销量规模上来以后，对车企来说才是真正的考验，品牌认知度、产品竞争力、售后服务和消费者口碑，都需要下足功夫。规模迈入20万辆的红旗品牌，情怀加成已经被消费得差不多，往后发展更视乎产品竞争力、售后服务和消费者口碑。

　　再加上缺芯等问题和整个大环境的影响，可以说红旗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，红旗本身很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红旗在营销层面，也做了许多出圈的举动。

　　比如今年国庆档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电影中，也屡次出现了红旗的身影，特别是与剧情同步穿越，当时光回溯时，旧红旗与新红旗的对比，让观众也直观的看到了红旗的变化。

　　而在东京奥运会期间，红旗汽车宣布赠送奥运冠军每人一辆红旗H9，赠送银牌和铜牌选手红旗H9使用权，重新让大家对红旗H9这款豪车掀起了记忆，也赋予了红旗H9特殊的含义，增加了红旗汽车的一种责任担当。

　　这些所作所为，就是为了提高产品影响力和知名度。但是这样显然还不够，红旗目前不管是直营店还是4S店都相对其他品牌较少，很多除一线城市外的其他城市用户，空有一颗支持红旗的心，却不知道去哪里体验红旗汽车，因此必须在线下加强存在感，而与万达合作，便是通过打通商超与车企间的壁垒，告诉用户只要有万达，就有红旗，这还与新势力们入驻商超做直营店的方式还不太一样，这点我们后面再聊。

  土豪万达为什么不自己造车？

　　相比红旗的大跃进，万达这两年略显疲态，当然万达不是个例，受大环境影响，这几年地产商们普遍都不大好过。当恒大、宝能等其他地产商都入局造车时，行业都在期待万达在造车方面的动静，然而万达却是选择与红旗合作而非自己造车，要说原因的话，有一个关键词：轻资产。

　　2017年，中国房地产进入了最严的调控期，各地调控政策密集出台，近一年就有超过100个城市发布政策超250次。万达进入了最挑战的时刻。连一向高调的王健林都在这一年的工作总结中称之为“比较困难的经营条件”。

　　2017年，万达遭遇股债双杀，万达开始“断舍离”，逐渐去地产化，用王健林的话讲：未来的万达将不保留一平方米的地产。2017年7月，万达卖掉文旅项目、酒店资产，减债440亿元，回收现金670亿元；2018年2月5日，卖掉万达电影12.77%的股权……此外，本被万达寄予厚望的海外资产也被陆续抛出。

　　通过变卖家产，万达负债额迅速下降，负债率也逐步降低。4年的时间，万达也将风险预警中受宏观因素而对经营活动产生的“不利影响”转变为了“一定影响”。2020年9月28日，万达商管对外宣布，称其“不再发展重资产”，彻底转向轻资产。

　　所谓轻资产制，简单来说就是指企业紧紧抓住自己的核心业务，而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。比如苹果只负责研发、营销、服务等事情，而将生产外包给了代工厂，这样的好处是无需承担厂房原材料等有形资产可能带来的负担。万达就是从重资产模式变成了轻资产服务模式。

　　轻资产的模式把万达从黑暗中拉了回来，从财务报表来看，万达商管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227.8亿元，净利润70.91亿元，净利润率高达31%。这对于那些重资产的房企来说，实在是难以企及并羡慕嫉妒恨的高利润。

　　曾经在2017年度总结上，王健林对不理解轻资产化的同事说过：“3年以后再回头来看我们的决定是否正确”。如今来看，这招“断臂求生”确实效果出奇的好。